梅冠三笑嘻嘻地说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得吃两碗，我想活两百岁！”
凤英也笑着说：“‘卖酒不怕大肚汉’，你吃三碗也行。”
“我没有钱啊！”梅冠三又笑嘻嘻地说。
凤英说：“没钱我也不怕你，我记上账。将来我去你那里做衣服。”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笑着，春义在一旁脸上青一阵，红一阵，本来他进门时叫凤英“女掌柜”，心中就有几分不快，现在歪脸撇嘴说着笑话，更是怒火中烧。
饺子煮熟后，春义把饺子盛在碗里，往锅台上“通”地一放，喊着说：“哎，该吃了！”
梅冠三不知道春义这个脾性，还当他也在开玩笑，因为卖饭的向来没有不送到桌子上的。他笑嘻嘻地自己去端过来说：“果然是远亲不如近邻啊。我连伙计都当了。”
凤英这时已经发现春义的脸变成青颜色了，她不敢再多说话。梅冠三觉得空气有点沉闷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吃了一半饺子时，他自己走到锅前说：“添点汤，太干了。”当他拿住勺子时，春义却把勺子一夺说：
“你少动手。”
梅冠三这一下才恼了。他把半碗饺子往桌子上一放，瞪着眼指着春义的鼻子说：
“好你个河南娃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春义也横眉竖眼地说：“我不想干什么！我这是卖饭，不是打俏皮。”
梅冠三更恼了。他跳着脚说：“你个土坷垃蛋！你做过生意没有？我打什么俏皮了？谁叫你来做生意的，你怎么不把你老婆锁在箱子里？十三省出你这个大萝卜，真见得稀！……”
春义说不过他，抓一根擀面杖就往他身上抡。凤英急忙跑过去抱住他的胳膊，没有让他打过去。春义吃急不过，一擀面杖砸在一摞碗上，把十几个碗打得粉碎，回头又对着凤英身上踢了一脚！
梅冠三还没有见过像春义这样的“红头牛”。陕西人吵架，你一来我一往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起码要吵半个钟头方才动手。如果是遇见几个好拉架的，双方基本上不动手。他们互相吵着跳着，看起来气势汹汹，其实是双方距离越跳越远。他们吵起架来是竞赛声音和口才，不是比赛愤怒和拳头。当春义抡着擀面杖扑过来时，梅冠三确实吓了一跳。他顺手抓起一块木锅盖当作“盾牌”，后来街坊跑进来几个劝架的人，把他拥了出去，这块“盾牌”也没有用上。到了街上，因为距离已经拉开，他又提高嗓门，指着饭铺里骂着说：
“你做过生意没有？你没有吃过猪肉，你没有见过猪肘？”
街上人劝着：“算了，算了！少说一句，人家是外乡人。”
梅冠三又跳着说：“你别卖饺子了，你卖醋吧！……”他还没有尽兴，忽然看见春义掂着把切面刀又要扑出来，他赶快转身悄悄溜走了。
对梅裁缝来说，这一架吵得既窝囊又不过瘾。因为从河南逃荒来的这个农民“对手”，吵起架来实在没有个章法。怎么一上来就是“杠子头”！而且比炮捻子还要快，叫人防备不及。
闹了这一场风波以后，凤英确实寒透心了。她跑到里屋伤心地哭着，收拾个小包袱准备出走。这时，陈柱子听说他们闹气，也急忙跑过来了。他先把看热闹的人轰走，又把四扇木板门上好关上，扭回头数落着春义说：
“你这脾气怎么这样！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一个男子汉，心窄得放不下颗黍子，你这像话不像话？”
春义这时又红着眼说：“我受不了，我这是开饭铺，不是开窑子！……”
陈柱子把自己两只手拍了一下，厉声说：“你再说！你再说，我就扇你两耳光！”
凤英这时像疯了似地从里屋跑出来说：
“海春义！你说，我跟谁了？你拉出来，你不能血口喷人！”
转过身，她向陈柱子哭诉着说：“柱子哥，这是你亲耳听到的！他就是这样整天找我的事啊。一天到晚，疑神疑鬼，我笑两声，说我笑多了，我穿件衣服，说我爱打扮了！咱干的是这饭店生意，能邋遢得走不到人跟前？一天瞪着周仓眼，好像要把人吃了！
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，还得不到一口好气，我为什么？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！”她又指着春义说：“海春义，你说，我哪一点对不起你，我到底犯了你什么家规。”
她越说越气，后来竟然伏在桌子上伤心地哭起来。陈柱子扶着她说：“你到里屋休息，你到里屋休息。我来说他。他以后敢再找你闹，我不依他！”
送凤英进屋后，陈柱子又大声地训着春义说：“你刚才说的话算什么！真是自己作践自己，拿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。”接着他又小声地说：“春义，你怎么这么傻哩！像凤英这样媳妇，你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！做生意不比种地，种地是脊梁朝天脸朝土，土里求财不用说话。做生意全凭和人打交道，你没有个和颜悦色，人家买主何必把兜里票子掏给你？你嫂子我就叫她买新鲜衣裳穿，这买衣服和咱买锅碗瓢盆一样，都是应该花的本钱。”他说着又叹口气说：“千行百里，逃难来在外乡，还不是为糊口活命，你不叫她抛头露面，你养活她？”
陈柱子说着，自己鼻子酸了，春义低着头也流出两行热泪。
陈柱子劝罢春义，又去劝凤英。他说：
“凤英，我刚才好数落他一顿，他也哭了。俗话说，‘一夜夫妻百日恩’，逃荒在外，两好搁一好，说来说去，春义是个老实人。
咱农村的孩子，平常多见石头少见人，就是有点心胸太窄，我从前也和你嫂子生过气，还打过架！谁家锅底没有黑，谁家灶房不冒烟！过两年心开了就好了。再说，他疑神疑鬼，生气找事，心里还是有你。……”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凤英擦着泪说。
陈柱子又说：“人各有性。一家人都要互相体谅，要是换另一种人，漂浮浪荡，你辛辛苦苦赚几个钱，他又嫖又赌，你不更生气！”
凤英噘着嘴说：“他就不会。”
陈柱子说：“是啊！‘家丑不可外扬。’这城市地方人杂，这事情到这里算了。明天还照样做生意要紧。人生气不能和钱生气。”
凤英感激地点了点头。……
三
陈柱子走后，凤英铺了铺床，把里屋门开着，自己先睡了。
等到三更天气，却不见春义进来。她放心不下，又穿上衣服到铺面屋里看了看，只见春义还在案板前，好像睡着了，可是眼里还在流眼泪。
凤英想着：“你踢了我一脚，骂了我一顿，你还委屈，我更委屈！”想着自己赌气地到里屋睡了，睡在床上刚合上眼，却总记挂着他在外边。她又披上衣服来到外边，只见春义已经歪在案板前睡熟了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叫醒他，却又叫不出来。在屋子里转了两圈，故意把水瓢碰着缸沿，春义还是没有醒来。她无可奈何地到里屋，拿了条被子盖在春义身上，自己又去屋里睡了。
春义确实睡着了，他在梦里回到了故乡……
那时他才六七岁，他和他姐姐在地里点种豇豆。他姐姐有十六七岁，是赤杨岗有名的漂亮姑娘，身材像他们家人一样，修长苗条，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，一直耷拉到屁股上。
一群骑自行车的商贩从大路边走过来。他们在春义家的地头柿树下停下，故意大声说笑着，看着地里这个大辫子姑娘。
春义的姐姐也好奇地看着这几个骑自行车的人，这时春义忽然大声对姐姐喊着：
“扭过去！”
“什么？”姐姐问。
“你把脸扭过去。不让他们看。”
“你瞎说什么。”姐姐嚷着他。
“扭过去！扭过去！”春义竟然羞得哭了，他用土块打着姐姐，姐姐只得扭过头，把背对着那一群商贩。……
春义在本村私塾里读书，他是徐秋斋最喜欢的小学生。《朱子家训》他可以倒背如流，《弟子规》他能过目成诵。海天成是私塾里的大个子学生，他身强力壮，又生性泼皮，专门欺负小学生。
有一天放学路上，海天成捉了个蛐子，他拿到春义脸前说：
“春义，要蛐子不要？”
“要！要！”春义高兴地说。
“叫一声‘姐夫’！”
春义一下子脸红到耳朵梢上，他气恼极了。他跳着，一头撞在海天成的肚子上，接着像一头小狮子一样，又哭又咬，竟然把海天成的手咬流血了。……
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，都有骂人最狠的词汇。他们把人骂作猪，骂作狗，唯独中国的骂人词汇是另一种含义。这种骂人的词汇，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。一直到今天，它仍然和中国的家庭、封建习俗同时存在着，每时每刻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观念。
多么可怕的习俗啊！
四
第二天，小饭铺的四扇木板门照旧打开了。
凤英强打着精神，强颜作笑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她用铁勺子敲着铁锅沿大声喊着：
“饺子！饺子！三鲜馅的饺子！”
春义看着她的样子，从心眼里佩服她，谅解她。他自己突然感到一种极其强大的压力，迫使他喘不过气，抬不起头。
街上的人从他们门前过时，总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着他。
有的人还专门到门口看他一眼又走了。他好像听到街上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着：
“杠子头！这家伙是杠子头？”
“就是他昨天打老婆！醋罐子！”
这些眼神像一支支利箭射在他身上，他感到万箭穿身，无地自容。
他希望太阳赶快落山，他希望夜幕赶快降临，他希望看不见任何一个人。他在这儿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，他心乱如麻，如坐针毡……
就在这天夜里，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凤英，他决定去西安找徐秋斋，他要在西安走他自己的路。他走出了东关，沿着沣河公路急速地走着。这是他第三次走这条公路：第一次是他和凤英从西安过来的，第二次是和梁晴、柱子一块来看蓝五和雪梅的，这一次呢，他是孤身独条子一个人……
沣河水静悄悄地流着。月亮像一条小船，在天空的云海里浮游着。好多天春义都没有看过月亮了，他一直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生活。月光是那样的宁静，那样的安谧。月光也最能引起人们的乡思……
一阵清香的庄稼味，随着夜风暗暗浮动过来，香味里夹杂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。
春义闻着这些庄稼香味，他哭了。……
第二天早晨，鸡子刚叫过头遍，凤英醒来了。她刚披上衣服，忽然发现春义不见了。她急忙下床寻找，只见店门虚掩着，春义冬天穿的一件棉袄也不见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她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
“我走了。我到西安去。你不用找我。这几天的
事情，我全想过了。怨我，不怨你！”
两滴泪水落在这张纸条上，凤英的眼前一阵阵地发黑，她倒了下来……
五
李麦是个生活能力极强的人。在西安住了不到一个月，左邻右舍，老乡朋友认识了一大堆。用她的话说就是：“在家靠爹娘，出门靠朋友”，“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”。甜水井街有一家河南人开的帽店，字号叫“老连升”。这家帽店专门作当时流行的黑缎子帽衬，这种帽衬像半个西瓜皮，有缎子面子，皂布面子和平绒面子三种，顶上都缀一个丝绉挽的疙瘩。“老连升”是老字号，店里有十几部缝纫机，缝帽里子和帽面子全部用机器，就是结丝绉疙瘩，非用手工不可。李麦通过一个老乡认识了这家帽店一个伙计，听说他们入冬以来要赶春节的一批活，就是结丝绉疙瘩人手不够。李麦是个心灵手巧的人，她看那帽衬上的丝绉疙瘩，和平常作衣服结的布扣子差不多，就把徐秋斋戴的旧帽衬疙瘩拆下来，和梁晴试着结两次就学会了。
她到街上买了两架丝线，先结了两个样品，送到“老连升”店里，“老连升”的董掌柜是个明眼人，一看李麦结的这疙瘩，端正瓷实，有角有楞，眼下又正缺人手，就一口答应让她加工五千个。
揽下这批活以后，梁晴不到车站去上袜底了，连徐秋斋也忙着给她们领料送活，不再去摆他的‘代书’摊子。
婆媳俩整整干了一冬，单点灯的煤油就熬了十几斤。梁晴的十指尖上全都磨出了茧子。到了腊月结账，领了几百块钱，徐秋斋高兴了，走起路来呼呼响，好像年轻了十几岁。他感叹地对梁晴说：“晴，真是‘事在人为’。咱们来到西安七八年了，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？你妈这个人哪，真可惜生成了个女人了，要是个男人啊，她能发明飞机大炮！”
李麦笑着说：“女的也一样啊，人家新四军里边就有女干部，可惜我就是不识字。”
徐秋斋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今年咱们过年时候，可得买个大猪头！我想吃猪头糕，想了五六年了。”老头说着，嘴里涎水都流出来了。李麦知道他这个毛病，又痛快地说：
“大叔，再给你买一瓶酒！”
过“春节”时，徐秋斋终于吃上了猪头糕。李麦还给他打了一斤“西凤酒”。酒买回来后，徐秋斋舍不得喝。他去杂货店买了半张梅红纸，一裁两开，写了两张祖宗牌位，一张上写着：“供奉颍州徐氏三代宗亲之神位”，另一张写着：“供奉陈州海氏三代宗亲之神位”。写好后，一个屋子里贴了一张，把烧好的猪头一分两半，摆在两个牌位前，又倒了三杯酒，上了一炷香，然后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叩了四个头，嘴里还说着：“老爷、老奶奶，多年没有敬你们了，委屈点吧！虽然是半个猪头，还怪肥哩！……”
徐秋斋在嘟嘟哝哝地说着，把梁晴笑得捂住嘴跑到门外边，她不看他那样子。李麦也故意说：“徐大叔，咱出来逃难，咱的老祖宗也没有买火车票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”
徐秋斋解嘲地说：“这祭祀祖宗，就是个心意。俗话说：‘敬神如神在，不敬不妨碍！’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人不能忘本。”说着他又让李麦和梁晴到海氏牌位前，也叩了几个头，上了一炷香。
六
过罢新年，李麦带了点钱，到宝鸡找嫦娥去了。到宝鸡火车站下了车，又听到一片河南口音。卖汤元的，卖芝麻糖的，连卖琉璃喇叭的，也都是黄泛区逃出来的难民。
李麦买了四个元宵，啃了一个窝窝头，就向卖元宵的打问“工业合作社”的地址。卖元宵的说：“是外国人办的织袜子、织手巾的工厂吧？不在宝鸡，在双石铺山里边。离这儿还有一百多里。”
李麦又问：“这些工厂里有没有女孩子？”卖元宵的说：“男孩子女孩子都有，大部分都是咱们那一带的孤儿，有些小闺女都学会手艺了。”
李麦想着，既然到了宝鸡，钱也花了，还能空着回去？一百多里路也不过两天路程。当晚她在宝鸡住了一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鸡子刚叫过头遍，她就掂着一根棍子，趁着寒冷的月光，朝西南方向上路了。
头一天走了八十里，住在草凉驿。第二天中午赶到了双石铺。到了双石铺北关，遇到一个河南做白铁活的匠人。李麦向他打问“工业合作社”的地址，那人看了看她问：
“你是才从河南来吧？”
李麦说：“是的，我有个闺女在里边做工。来五六年了。”
那人看了看周围没有人，小声说：“大嫂，你来晚了。‘工业合作社’的三个工厂连学校，去年全被赶跑了。宝鸡宪兵队下的命令……”
李麦听到这个消息，像冷水浇头一般：“为啥把他们赶走？”
白铁匠又神秘地说：“说他们通这一家。……”他说着，用手指比了个“八”字。
“里边的人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“哪里都有。有的去了延安，有的搬到了甘肃山丹县。”
“山丹县离这儿有多远？”
“山丹县远着哩！少说也有一千多里。在兰州西边，快到口外了。”
“谢谢您，大叔！我总算问到个真信儿了。你那小凳子让我坐一会儿。”
李麦忽然觉得全身的劲儿全散了。她无法再挪动自己的脚步。
第二天，李麦还是找到了“工业合作社”的旧址，只见一片残破泥屋，墙倒屋塌，枯草荒棘，渺没人迹。李麦默默地看着这一片断墙残壁，想起自己的女儿嫦娥，就是在这里吃钣长大的，由不得洒下几滴眼泪。……
第五十二章 坝桥杨柳
逃难八年回到家，
看见土地想叫妈。……
——黄泛区民歌
一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夜里，天气闷热，暑气熏人。徐秋斋刚睡着觉，忽然被一阵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惊醒了。初开始，他还以为西安市又出了什么兵变，赶快披上小褂，来到院子一看，只见满城里火鞭、小炮、天地两响和大雷子炮，像炒豆子似地响作一团。夜空中，火星迸射，烟花飞溅，整个西安城，隔着古老的青砖城墙看去，活像一个钢水沸腾的大铁炉。
李麦和梁晴这时也被惊醒了。李麦慌忙走到院子里问着：“徐大叔，这是咋啦！又不是大年初一，也不是十五，怎么放这么多鞭炮？”
徐秋斋兴奋地说：“说不定有火大变化了！你们
在家等着，我到城里看看。”
徐秋斋刚走进城门，只见城里大街上已经变成一片鞭炮炸响的火河，各个商号把锣鼓抬出来敲打着，人群像潮水一样向街头涌着。
“日本人投降了！”
“日本无条件投降了！”
“天下要太平了！”
“该回老家了！”
人们像疯了一样喊着、跳着。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互相奔走相告，狂喊拥抱，有的人竟然高兴得在大街上放声大哭。
徐秋斋默默地看着街上狂欢的人群，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。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他没有钱去买一个炮放，也没有钱去打一两酒喝。可是他看到街上每一个人，都觉得是那么可亲可爱。他和大家分享着抗战胜利的欢乐。在八年漫长的岁月里，中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痛苦。黄泛区的难民们，更是在这痛苦深渊的最底层。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了，房舍被冲毁了，他们背井离乡过着讨饭的生活，没有住过一间有墙壁的房子，没有睡过一张真正的床，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根棍子和一只篮子。
如果说“容忍”是“勇敢”的母体，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，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。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，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，没有去打家劫舍，抢银行砸仓库，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、等待着。……
当徐秋斋回到自己的窝棚时候，李麦和梁晴也知道日本鬼子投降这个消息了。梁晴被这个消息激动得哭了。李麦也在一边擦眼泪。
徐秋斋叹息着说：“别哭了，好也罢，歹也罢，总算胜利了。日本鬼子到底也有这一天！”
李麦说：“我现在都不敢想，这七八年，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什么苦都吃了，什么罪也受了，老蒋这个龟孙，他知道不知道？”
徐秋斋说：“他怎么能不知道？算了，现在咱谁都不埋怨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抗日战争总算胜利了，这是咱中国人的大福气。老蒋他要有良心，赶快把咱这些难民送回老家，只要把土地给咱们，什么也不向他要。”
李麦说：“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。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，也不会扒开黄河了。”
徐秋斋说：“咱们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还不是为了抗战，他要是再不管咱们，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。”接着他又叹着气说：“唉，人到这个时候，思家的心更切了。好在路能通了，赶快回老家吧，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。”
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。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。徐秋斋无心睡觉，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，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，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。
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。这些天来，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。
有人说：“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，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，专门运送难民回乡。”
还有人说：“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。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，有免票证，什么火车都可以坐。……”
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还是“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。
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。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，汽车、大炮、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。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，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。
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，渐渐地变得冰冷了。初开始，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，从此要天下太平了。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。首先，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，连夜运到洛阳。紧接着，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、华北和江南，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。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。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，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，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，也纷纷迁移回上海、天津等地。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。只有黄泛区的难民，每天踯躅在街头，无家可归。
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，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。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，又是个“恕道”思想很浓的人。他笃信人应该有“仁爱之心”的主张。他觉得处世对人，应该“推已及人”，“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”，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，要有宽恕、原谅的胸怀。他常说：“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，对人不必求全。”
前一段，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，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。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，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，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。他曾经劝李麦说：“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，他们慌了手脚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。”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、等待和观察，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
存在的一点幻想，彻底破灭了。他从报纸上看到，他们为了排除异己，不顾老百姓死活，又打了内战。当官的抢着“劫收”，贪赃枉法，敲诈勒索，包庇汉奸。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，居然摇身一变，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。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，不理不问。看到这些情况，徐秋斋心灰意冷了。他心里想着：“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，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，一个‘劫收’却把人心‘劫’完了。”徐秋斋变得沉默了，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。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，总要对着城门上挂着的那幅蒋介石的大幅画像，鄙夷地骂一声：“民贼！”
七月问，从家乡又传来了消息：黄河花园口的口子打住了，黄河水又向东顺着故道流向大海。黄泛区的十六个县全没有水了，八十里宽、一千多里长被淹没的土地，现在都可以开荒种庄稼了。紧接着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：在黄泛区的共产党分区政府出告示了：为了鼓励开荒，重建家园，黄泛区的荒地，谁开谁种，谁种谁收，三年以内不完粮纳税。……
对于黄泛区逃荒在外的难民来说，这些消息比之抗日战争胜利，更加使他们激动和兴奋。西安市的东半个城住了几万难民，他们奔走相告着这个消息，变卖家具，收拾行李，都准备着东下还乡。
就在这时候，陈柱子从咸阳来西安打听消息了。
他来到徐秋斋的窝棚院子里，见到了徐秋斋、李麦和梁晴。大家多年不见，互相攀叙着，亲热了一番。徐秋斋问：
“你们开的饭铺生意怎么样？”
陈柱子说：“大叔，现在生意没法干了。物价天天飞涨，上午卖几个钱，下午就得赶快去买成粮食，要是当天买不到粮食，过一天，一百块钱就变成八十了。日本鬼子投降时，我那个小饭店
还存了八石麦子的本钱，就这一年多，八石麦子全赔进去了。另外苛捐杂税也太厉害，一个月儿十种花样。”
李麦又关心地问：“凤英如今怎么样？她还在咸阳吧？”
陈柱子说：“还在咸阳。自从春义生气走后，她也病了一场，她也没心思开饭铺了，以后就把饭铺出脱给别人了。当时也卖了些钱。她又买了部机器学裁缝，在咸阳十字街东边赁了一间门面，开了个小成衣店。日子也能过得去。风英那人心里有主意。人家都说她手里存有金子。我也说不清。我来的时候，她还托我给春义带了两个金戒指，大约有半两重。据她说这是饭铺出脱时买的。饭铺有春义一份，这半两金子就算分给春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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